图片来源：泰州农商行公众号
界面新闻记者 | 杨志锦
4月27日，江苏银行（600919.SH）公告称，该行于4月27日召开董事会，选举袁军担任江苏银行董事长，其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监管部门核准。
1971年出生的袁军，已在金融领域深耕三十四载：从人民银行到江苏农信，从江苏省纪委监委到江苏银行。监管者的宏观视野、经营者的实战历练与纪检干部的风控思维，在其身上形成罕见叠加，这在城商行董事长群体中颇为少见。
2024年4月袁军出任江苏银行行长，如今将从葛仁余的手中接过董事长的帅印。他要执掌的正是新晋城商行“一哥”的江苏银行——一家由10家城商行合并重组而来、总资产5万亿、部分指标超越中部股份行的省级城商行。
从追赶到领跑，江苏银行站上新起点；从行长到董事长，袁军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：他过往有哪些经历和思考，未来又将如何掌好江苏银行的“舵”？
机构改革影响下的早期职业生涯
袁军早期职业的发展深受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影响，他个人的仕途也在一步步上台阶。
1992年8月，21岁的袁军参加工作，供职于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稽核处。当时央行总行设立了稽核监督局，省分行设立稽核处，市县支行分别设立稽核科、股，负责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、检查和处罚。高层提出“稽核工作和货币政策工作同等重要”，因为稽核成为规范金融秩序、抑制高通胀的重要手段。
稽核部门的人员也在快速增加。《中国金融年鉴（1993）》显示，截至1992年末央行系统稽核机构1930个，相比上年新增323个；专职稽核干部7856人，相比上年新增864人。
袁军正是这批新增的稽核干部之一，他在江苏省分行稽核处非银科工作，负责对保险、信托以及城市信用合作社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督检查。这可能成为袁军最早了解农信机构的契机，为其后来在农信系统长达16年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。
在稽核处工作一段时间后，袁军调任央行江苏省分行监察室。稽核处和监察室是两个平行部门，但又相互配合，前者主要“管事”，后者主要“管人”。
1998年，中国金融监管体制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央行对保险机构的监管职能划转至新成立的保监会，同时央行内部也进行了大调整：在9个中心城市设立大区分行；撤销稽核监督部门，改由相关业务部门统一负责同一法人机构的市场准入、业务经营及现场检查。
在江苏，央行南京分行成立，管理苏皖两省的金融业务。央行南京分行成立后，不再设立稽核部门，金融监管工作主要由内设的银行监管一处、二处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处，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等4个处室负责。
党委部门方面，南京分行设立纪委（监察专员）办公室，袁军也转至此部门相继担任监察专员办科员、纪检监察员的职务。之后又出任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财务科副科长。
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有着本质区别：商业金融“一股一票”，追求盈利最大化；合作金融则“一人一票”，强调成员互助共济。上世纪末，随着城市信用合作社纷纷改制为城商行，合作金融监管的重点自然落在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上。这是他第二次负责农信监管方面的工作。
2003年，金融监管体制再度发生巨变，央行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划入新成立的银监会，央行南京分行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处等4个处室职能划入江苏银监局。
在此次调整中，袁军并没有到新成立的江苏银监局工作，而是调任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江苏省联社）。由此他从农信机构的监管者转变为农信机构的从业者。
江苏省联社成立于2001年9月，是全国农信社首家改革试点单位，由全省农商行共同入股，承担对成员行的指导、协调、服务和管理职能。在此期间，袁军相继担任计划统计处主任科员、发展规划处副处长、业务管理处副处长、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等职。
2013年，袁军发表《小额扶贫贷款大有作为》一文，介绍江苏省联社发放扶贫贷款帮助农户脱贫的经验，首要经验就是选准项目、坚持规范性。
他介绍，各联社信贷人员需深入到村到组，逐户到贫困户家中进行调查摸底，建立各户经济档案，因户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增收项目实施计划和方案，逐户逐项建立项目增收及贷款需求情况台账。
空降泰州农商行“救火”
2015年1月，袁军出任泰州农商行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时年44岁，这是袁军首次掌舵一家机构。
此次调任可谓不同寻常。一方面，泰州农商行是江苏省联社下属行社之一，袁军的此次调任带有一定程度的空降色彩；另一方面，当时泰州农商行的领导层几乎全部更换。
泰州年鉴显示，2015年1月20日，泰州农商行董事长、行长、监事长、纪委书记在当天全部撤换，同时当日还新增一位副行长。
一般而言，为了保持银行经营的稳定，上级部门对银行领导层的调整会相对慎重，高管层尤其“三长”不会同时调整。而泰州农商行在一日之间调整了五位核心高管，显得十分罕见，意味着泰州农商行的经营可能出现了问题。
财报数据显示，受批发零售等贷款风险暴露影响，2015年末泰州农商行逾期贷款率增至5.01%，相比上年翻倍。随着不良贷款暴露，2015年泰州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大降227个百分点至162.33%。
为此，袁军任上进行了一系列结构调整：一是优化对公贷款结构。2014年-2018年，泰州农商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贷款快速增长，同时批发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建筑业等对公贷款占比有所下降。
二是加大个人贷款的投放，尤其是抓住泰州市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机遇，着力发展住房按揭贷款。2014年-2018年，泰州农商行按揭贷款增长了11倍，由此带动个人贷款占比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。
随着低风险贷款占比上升，泰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出现好转，风险抵补指标也显著改善，2018年末该行拨备覆盖率回升至234%。资产、盈利指标也向好：2018年末泰州农商行总资产约350亿，相比2014年末增长近八成；净利润相比2014年增长近四成。
在泰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市，农商行面临着迥然不同的挑战：随着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，农商行如果固守农村意味着业务收缩；如果进军城区市场，农商行将与经营管理水平更高的城商行、股份行、国有大行同台竞技，如何构建差异化竞争力，成为农商行必须回答的课题。
泰州农商行面临的挑战更大：其所处的泰州市当时城镇化率已达70%，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，而泰州农商行三分之二的网点地处城区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城区农商行”。袁军也在思考前述问题，并两度发文探讨。
他在2016年发表的《城区农商行转型发展的困局与突破》一文中表示，城区农商行面临着市场拓展艰难、客户营销与规模扩张困难、盈利能力较低和盈利空间不断缩小的生存发展窘境，生存环境比农村地区的农商行、农信社更为严峻。
他建议，城区农商行要将做大、做强资金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极，着力推进以金融市场为平台的资金业务专营部门运作模式，合规审慎引领闲置资金参与货币市场、债券市场，不断提升资产的整体收益水平。
泰州农商行资金业务的贡献也显著提升。财报数据显示，2014年-2018年泰州农商行金融投资占总资产的比重由6%提升至25%，同期投资收益占营收的比重提高至34%。
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，袁军进一步指出，城区农商行既要做小做散，聚焦千家万户的市民服务、中小微服务，又要做强做精以产业链为核心的特色金融服务，做到有所为、有所不为，最终形成农商银行特色金融服务板块。
掌舵江苏银行的挑战
2019年年中，袁军出任江苏省纪委监委派驻江苏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、党委委员。这是他再度回归纪检条线，二十年前他在央行江苏省分行、南京分行已从事过纪检工作。
和此前内设的纪委部门不同，派驻纪检组向江苏省纪委监委负责，由江苏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、统一管理，因此派驻纪检组与江苏银行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，而非隶属关系，这使得袁军可以以“旁观者”的视角审视银行的经营管理。
他在任上表示，要紧紧围绕中央和江苏省委金融工作会议、经济工作会议等，精准监督驻在单位战略选择、发展定位、结构调整、任务落实，督促驻在单位在决策部署时常思“国之大者”、在高质量发展中把牢政治方向。
担任纪检监察组组长五年后，袁军于2024年4月出任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、行长，至今履职已两年，现在他将接任江苏银行董事长。
这是他第二次出任法人机构的“一把手”。相比泰州农商行，江苏银行的体量要大得多，其资产规模是泰州农商行的100多倍。
“银行董事长是一家银行的核心决策人，对银行长期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落地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当一家经营稳健的银行董事长由内部晋升时，往往意味着公司战略方向将得到保障。”浙江地区某农商行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，“好银行都是坚持长期主义的结果。”
在前任董事长葛仁余的带领下，江苏银行在去年新晋城商行“一哥”。财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9月末，江苏银行总资产已接近5万亿，反超北京银行。在此之前，江苏银行营收、净利润、总市值等指标已超越北京银行。
如今，江苏银行的诸多指标已比肩甚至赶超部分中部股份行，成长性十足。尤为瞩目的是，江苏银行当前一年的资产增量即逾1万亿元——相当于一年“造出”一家万亿级城商行，而万亿正是众多城商行梦寐以求的余额目标。
江苏银行董事会评价称，在葛仁余带领下，江苏银行经营发展规模、效益、质量再上新台阶，综合实力、品牌价值、市场表现实现新跨越，在保持自身高质量发展同时，持续以稳健优异的经营成果和价值创造积极回馈广大客户、股东和社会各界。
江苏银行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。比如过度依赖对公业务——江苏银行过去几年扩表主要依赖于对公贷款尤其城投类、基建类贷款的扩张，对公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达到三分之二，基建类贷款占对公贷款比重达44%。
江苏银行城投类贷款的增长，既受益于江苏省重大项目落地带来的配套融资，也与地方化债过程中的信贷支持有关。城投类贷款的优势是不良率较低，但收益率也相对较低。
高速扩表尤其对公贷款扩张也会带来资本消耗过快等问题。如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，江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.61%，距离监管底线已不足1个百分点，安全垫明显变薄。
市场因此高度关注江苏银行的扩表思路和资本管理计划：如果延续高速扩表态势，资本充足率将加速逼近监管红线，资本补充压力与日俱增；如果主动放缓扩张节奏，营收与净利润增速势必回落，高估值所依赖的成长叙事亦将弱化。
袁军过往对这些问题的思辨可管窥一斑。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后，袁军去年8月在该行中期业绩会上表示，后续江苏银行将积极关注政策导向及再融资相关规定，参考同业相关做法，结合监管政策、资本需求和业务可持续发展需要等因素综合考量再融资。
在今年1月发布的一篇文章中，袁军表示，中国银行业正面临低利率、低息差、低收益的“三低”挑战。在他看来，服务新型工业化既是主动落实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，更是中小银行突破同质化竞争、重塑差异化优势的关键路径。
基于此，他建议，中小银行要紧扣区域产业特征，以特色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为抓手，着力打造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，在服务新型工业化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。
这一思路对江苏银行的对公业务提出了更高要求：既要稳住基建类业务的基本盘，更要加大对制造业、科技金融等新质生产力领域的资源倾斜。目前，江苏银行已在相关布局中取得积极成效。
财报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6月，江苏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3606 亿元，占对公贷款的22%，是第二大对公贷款投放行业；科技贷款余额2740亿元，占对公贷款余额的17%。
“百舸争流，奋楫者先；千帆竞发，勇进者胜。”这是袁军在2024年年报致辞中化用的一句古语，寄寓激流勇进之志。
现在江苏银行虽已坐上城商行“头把交椅”，但守成难于创业——如何扩大领先优势、锻造更好的江苏银行，将是袁军任上的必答题，答案仍有待时间检验。
